黄永玉与猴票的故事

伴随着初涌的改革开放大潮,新中国第一套生肖邮票《庚申年》猴票,问世于1980年2月15日﹙农历已未年腊月三十﹚,可谓应运而生。

说起猴票的问世不能不提及邵伯林这个人。作为著名邮票设计师的他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对于师长黄永玉一向十分尊重,即便是处于“文革”中的扭曲岁 月,元旦、春节也必去看望。1979年1月1日,邵伯林又去看望从风雨中走出来的黄永玉,并提出请黄先生画一组动物邮票,黄永玉一口应允,并提出建议:为何不发行一组生肖邮票呢?邵伯林觉得这是个好主意,遂将此建议向邮票发行局领导汇报。双方约定,过一周再来取稿。1979年1月9日,黄永玉将画稿交到了 邵伯林手上。邵伯林看着这只充满灵性、活泼可爱的“猴子”,欣喜不已,随即汇报给领导。而后发行局正式将“关于拟发行猴年特种邮票的请示”上报邮电部,文 中写道:为满足人民群众的希望和出口需要,我们考虑在每年春节发行一枚“年票”,图案是12生肖,即猴年发行一枚“猴”为主题的邮票‥…明年是“庚申 年”,按照“五行”的说法,即金猴年,故我们特请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名画家黄永玉同志设计了《猴年》特种邮票一枚,画面就是一只金猴,拟在明年春节前发行。 这份1979年呈送的报告6天后经部长办公会议审查,同意发行《庚申年》特种邮票。

发行量究竟是多少

正是由于《庚申年》特种邮票是新中国发行的第一套生肖邮票,故而诞生30多年来,媒介、坊间围绕“金猴”的悬疑问题总是时隐时现。比如,其发行量究竟是多少?就莫衷一是,让人觉得要么有失考证,不足为凭,要么不过是“巷议臆度,不足取信”。

当初,邮电部批文中明确印量为500万枚,可权威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1985年首次刊登邮票发行量时,竟将《庚申 年》邮票发行量标为800万,而时隔6年后1991版的发行量却一下子变成了500万,这一说法一直沿袭下来。当然,也有人撰文称由于成品率不足,实际只 有400多万发行量。直到国家邮政局原邮资票品司司长刘建辉经不懈取证,方探究到尘封的具体事实。他既查公开出版的不同年代的邮票目录,又翻找原始档案, 再深入到北京邮票厂求证于彼时负责生产调度的当事人和猴票检验合格后的第一手记录,最后确认“由于印制过程中出现的邮票‘挂脏’, 致使成品率大大降低,最后只有检验合格的4431600枚入库”。这一《庚申年》邮票背后的悬疑,总算有了一个结果。

金猴何以如此神奇

提及《庚申年》猴票,许多集邮者、投资者总是不胜感慨,连连称奇。这枚票怎么就一举创下新中国邮票史上难以复制的升值奇迹,以至坊间有“什么时候买进都是正确的,什么时候卖出都需三思”之说呢?黄永玉当年可能无论如何也不会料到,这枚猴票的诞生,开启了怎样的升值神话,会在今后的中国邮市经历怎样的风生水起。

猴票之神奇在于它创造了不同凡响的升值奇迹,这枚小小的、面值仅为8分钱的邮票,在过去36年间市场价格一路飙升,在民间甚至一度流传着“一版猴票一 套房”的说法,有人质疑这是否有些夸张,但我所供职的报社的确有位老兄当年卖了80枚一整版猴票装修的一套房子。而今一版猴票的价格已达120万元至 140万元,一枚也得1万3千元。

长盛不衰的原因何在?一是“龙头效应”。集邮者的求全心理,往往使系列邮票的首套身价不凡,增值可观。随着上世纪80年代后期全国各地诸多邮市相继建 立,集邮所蕴含的经济价值愈发显露出来,猴票也就随之紧俏起来,到1992年第二轮生肖猴票面世时,很多集邮者恍然大悟,怎么手上少了第一枚猴票呢?于是 由于供求关系极度失衡,庚申猴的价格不断攀升。二是其扑朔迷离的发行量始终是人们关注的焦点。500万也好,400多万也罢,物以稀为贵,比之发行量动辄 数千万乃至上亿的第一轮其他生肖票,它的升值奇迹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了。三是损耗量是影响猴票价格的重要因素。猴票局部涂有金粉很容易氧化,实际存世票能 称为上品的为数就更有限了,在通讯技术欠发达的80年代初,邮票多用于邮资凭证贴寄信件,因而猴票的消耗很大。四是猴票的绘制者是大名鼎鼎的黄永玉,雕刻 者是身手不凡的姜伟杰,前者笔下栩栩如生、毫纤毕现的“金猴”,经后者的艺术再创作,生动传神地表现了出来,有很强的质感和艺术感染力。

不难预见,随着时间的推移,“金猴”的神奇当会继续演绎下去。或许,这是一曲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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