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佳人 富丽典雅——仇英《深闺瓶花图》

仇英 （约1505～1552）字实父，号十洲，江苏太仓人。周臣弟子，与沈周、文徵明、唐寅并称为明四家。仇英为明代最具代表性的职业画家之一，以工笔重彩、青绿山水和人物画闻名，被后世誉为院体派​与文人画风融合的典范。晚年客于收藏家项元汴家，为之模仿历代名迹。下面从庋藏多年其百余件作品中悉心甄选谨献仇英《深闺瓶花图》，以飨藏家。63×47 cm。非专业拍照，图片仅供参考，所有藏品信息以实物为准。

△仇英《深闺瓶花图》

△仇英《深闺瓶花图》局部-1

△仇英《深闺瓶花图》局部-2

△仇英《深闺瓶花图》局部-3

△仇英《深闺瓶花图》局部-4

△仇英《深闺瓶花图》局部-5

题识：仇英实父。钤印：《实父》《仇英》。

项元汴鉴藏印：项叔子、子孙永宝。

弘历鉴藏印：石渠宝笈、乾隆预览之宝、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淳化轩图书珍秘宝。

注：实父、仇英印（参见《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仇英》21印，144页）。项叔子印（参见《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项元汴》80印，1109页）；子孙永宝印参见同书41印，1108页。石渠宝笈印（参见《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弘历》112印，245页）；乾隆预览之宝印参见同书146印，247页；乾隆鉴赏印参见同书93印，244页；三希堂精鉴玺印参见同书150印，247页；宜子孙印参见同书107印，245页；淳化轩图书珍秘宝印参见同书141印，247页。

说明：《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上海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出版，2024年1月第15次印刷。

项元汴 （1525～1590），字子京，号墨林，室名天籁阁，浙江嘉兴人。家富饶，精鉴赏，收藏之富，甲于江南。工山水、花卉及诗文书法，为明代著名收藏家。天籁阁收藏品的丰富程度和巨大价值在中国收藏史上可谓空前绝后。

千秋佳人 富丽典雅——仇英《深闺瓶花图》

仇英，字实父，一作实甫，号十洲，太仓人，移家吴县。出身工匠，后从而业画。年轻时以善画结识了许多名家，为文徵明、唐寅所器重，并曾在著名鉴藏家项元汴、周六观家中见识了大量古代名作，临摹创作了大量精品。仇英的山水画多学南宋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的院体画传统，又融入了文雅清新的趣味。画法主要师承赵伯驹和南宋院体画，青绿山水和人物故事画，形象精确，工细雅秀，色调淡雅清丽，融入了文人画所崇尚的主题和笔墨情趣。仇英擅人物画，尤工仕女，吸收南宋马和之及元人技法，笔力刚健。对后来的尤求、禹之鼎以及清宫仕女画都有很大影响，成为时代仕女美的典范。

仇英的仕女画，代表了明代工笔重彩人物画的巅峰。他将宫廷画的精工、文人画的意趣和民间画的生动融于一炉，形成了工而不板、妍而不甜、精丽雅逸的独特风格。仇英在技法上精益求精，尤其在线条与设色方面达到了极高水准。仇英的线条功力深厚，能根据不同对象灵活调整。勾勒仕女面容和衣纹时，多用细劲流畅的铁线描，精准展现女性的柔美飘逸；描绘男性或建筑时，则转为顿挫有力的笔法。这种富于变化的线条使人物形象生动传神。他善用工笔重彩，色调妍雅鲜丽。尤其擅长运用红色，常在仕女裙裾、头饰或栏杆家具上点缀不同明度的红色，这些红色错落有致，营造出喜庆亮丽的氛围。

画中仕女体态匀称，面容秀润端庄，既有唐代仕女的丰腴遗韵，又带宋代女子的清秀。通过细腻的眉毛、小巧的鼻子和樱桃小口刻画，突出柔美娇嫩的气质。仇英的仕女画在构图和意境营造上独具匠心。仇英将仕女置于精心设计的场景中，如亭台楼阁、雕梁画栋，背景的界画楼阁精准工整，符合透视规律。整个画面充满诗意和叙事性，仿佛在讲述一个连续的故事，引导观者沉浸在他营造的理想化、雅致的生活图景中。仇英的仕女画艺术，是明代绘画史上的一座高峰。他凭借精湛技艺和独特美学眼光，将职业画家的精工与文人的雅韵完美结合，创造出既富丽精工又意蕴悠长的艺术世界。

这幅画作高度契合仇英仕女画的经典风格与艺术特色，堪称其艺术理念的完美缩影。

构图叙事：主从有序，动静相宜。

画中仕女一坐一站，主次分明的构图，是仇英匠心独运的“主从叙事”典范。闺秀居中安坐，奠定了其视觉与叙事核心的地位；丫鬟侧立侍奉，动态恭敬，自然构建了古典社会的主仆秩序与画面稳定的三角形构图。这种布局并非僵化，而是通过人物间的眼神与动作呼应（如丫鬟低垂的眼神朝向主人或花瓶），形成内在的叙事联系，仿佛在讲述献花或侍主的片刻宁静故事。将人物与屏风、挂轴等陈设有机结合，营造出一个具体、可感、可居的闺阁空间，这正是仇英将人物置于生活场景而非虚空背景的高明之处。

色彩气韵：典雅和谐，匠心点缀。

画中闺秀的蓝灰长袍雅致沉静，奠定了主人端庄的身份与画面主色调。丫鬟的绿裙与之形成柔和对比，而手中插花的红花瓶则成为画眼——这一点醒目的红色，瞬间点亮了整体偏冷、雅的色调，是仇英“在妍丽中求雅致”的典型手法。这抹红色并非艳俗，而是平衡画面、赋予生机的关键。通过不同色彩，仇英也暗示了材质。蓝灰的绸缎、素色的棉麻、绿裙的丝质感以及红瓷花瓶的光泽，在雅致的设色中得以微妙区分，展现了其作为顶级职业画家掌控材料与视觉感受的高超能力。

人物造型：形神兼备，礼制宛然。

闺秀：发髻精美插有珠翠，刻画了其贵族身份与生活优裕。手持团扇，神态娴静端庄，团扇既是实用之物，也是衬托女性婉约气质、暗示内敛性情的经典道具。其坐姿、神态无不体现秀润端庄的审美，是仇英融合唐宋遗韵与明代审美的理想化形象。丫鬟：素衣绿裙符合其身份，双手捧瓶、眼神低垂的动态，精准捕捉了恭敬温顺的侍者形象。仇英对仆役的描绘同样一丝不苟，通过姿态与神情，完善了场景的真实性与礼制的规范性。

环境营造：书斋雅趣，古意盎然。

挂轴、屏风等中式陈设绝非随意布景，而是点明主题、提升格调的文化符号。

屏风或挂轴上所绘绘画作品，这不仅是装饰，更与瓶中花卉、人物心境形成图景呼应，共同构建了一个充满文人书斋雅趣的审美空间。这体现了仇英虽为职业画家，却深谙文人趣味，并将其融入画面，使作品精丽之余，更添雅逸之气。整体氛围上“宁静优雅的古代生活场景氛围”正是仇英最擅长的。他笔下的闺阁，总是秩序井然、洁净无尘，充满一种理想化的、诗意的宁静，满足了他本人及其赞助人对古典高雅生活的一切想象。

这幅画是一幅极具代表性的仇英仕女画佳作。虽不如《汉宫春晓图》这样的宏大的叙事长卷，但正是这样聚焦于闺阁一隅、主仆二人的精致小品，反而更纯粹地体现了仇英在人物刻画、色彩运用和意境营造上的超凡功力与独特美学。画面虽无文字，但其一切尽在不言中的典雅与宁静，正是仇英艺术穿越时空依然动人的魅力所在。

著名鉴定家徐邦达先生对仇英的绘画风格及其真伪特征进行过极为精确的归纳。“仇英所绘人物与山水，可分为工细与粗简两大流派。工细之作多绘于绢上，深受赵伯驹、刘松年画风影响，尤其是在青绿设色方面，尤为独步。而粗简之作，则多效法李唐、马远，以水墨在纸上挥毫，此类伪作众多，其数量甚至不亚于沈周、文徵明。以《清明上河图》为例，所见真迹至少有二三十本，其他作品亦然。无论是工细还是粗简，真迹皆洋溢着文雅秀美的气息。伪作虽也有制作精良者，却往往流于庸俗，缺乏韵味，与真迹明显可辨。十洲在人物与仕女画作中，人物眼睛普遍细小，这也是其真迹的一大特色。”从此作可见一斑。

除钤有乾隆五玺外，此遗珍的第一位收藏者为画者同时代的项墨林，为此图的可靠性作出了有力的旁证。加之吴湖帆曾经总结过鉴定仇英书画的诀窍，即仇英不擅书款，而多请人代笔，如果是隶书款便是文彭书，如是楷书款便是文嘉书；而且仇英字实父，“實”字中间毌字两侧不穿出，父字收笔一捺亦劲挺有力。另外，英字的“艹”部一横呈现出分离之势，最后，父字的书写尤为特别，其上部并非常见的“八”字撇、点组合，而是采用提、点结合的方式，形成相向的牵丝点，笔断而意连，且“父”字的捺笔极为浑厚，与周围笔画形成鲜明对比。即吴湖帆所言的“父字收笔一捺亦劲挺有力”。凡此种种，仇英《深闺瓶花图》为真迹无疑，今日公诸于世，实为难得之珍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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